交管现新神器 驾驶员乱按喇叭将被抓拍罚500元

导语

百度 杭州玉泉派出所瞿警官：“三名女子，借着酒劲，对酒吧营销，一顿拳打脚踢，刚认识的那个男的，看到之后，也上去帮忙，对着他一顿打。

中国足球需要从从“短期烧钱”模式向“长期可持续发展”转型，这是职业化改革的必由之路。训练基地就是这条改革之路上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，现在难题依旧摆在北京国安面前，看看他们何时能够找到真正的破题之匙？

作者丨张宾

图片丨来自网络

昨天，在北京国安与深圳新鹏城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，国安主教练塞蒂恩“发飙”了。他“发飙”的矛头与比赛关系不大，而是直指训练基地的问题。

“我对我们训练的场地不满意，最近4个月以来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备战部署。为什么其他俱乐部都有自己的训练基地，而我们如此伟大的俱乐部却是现在这种状况。实话说，如果来之前知道训练基地是这样，我可能都不会签约。我与俱乐部以及周总（周金辉）进行了很多深入交流，据我了解，周总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。我们作为首都球队，如果能有和上海和大连一样的训练条件，我们会发展得更好。我举个例子，在我们训练基地上完洗手间，需要跑到浇水的水管边上去洗手。今天在下雨，球员在训练完以后没法洗澡，不得不全身湿漉漉地回到酒店再去洗澡。”塞蒂恩的话说得很重。

塞蒂恩说出了长时间以来始终困扰着北京国安的一个尴尬现状——没有属于自己的训练基地。日常训练方面，他们一直都处于四处流浪的状态，曾经使用过顺义训练基地，现在主要是在高鑫基地训练。高鑫基地的条件比较艰苦，赛季之初包括王刚在内的多位队员在训练中出现了骨折等严重伤病。这很难不让人将连续的伤病与训练基地的条件联系起来。

相比起来，北京国安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上海海港、山东泰山都配套了一流的基地。这让塞蒂恩艳羡不已。

北京国安的训练基地之困，折射出民企运营中超俱乐部所面临的结构性难题。想要破局，单纯靠民企的投入并不现实，需要包括政府层面在内的各相关方积极联动，形成协同效应。

01土地壁垒

北上广深这些超一线城市，寸土寸金，包括体育用地在内的土地资源都极其稀缺，拿地成本高昂。

民企拿地的途径只有一条，就是以高昂的市场价格参与竞拍。即便在房地产遇冷的当下，竞拍下一块体育用地的成本同样不菲。

国企背景的俱乐部，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它们的母公司往往土地资源丰富，划拨一块土地用以建设训练基地或者其他基础设施并非难事。当年背靠鲁能集团的山东泰山，就在济南拥有了一个面积巨大、设施一流，甚至可以承办赛会制比赛的训练基地。

北京国安的投资方是中赫集团，属于民企，想要自筹资金建设训练基地，难度堪比登天。土地成本足够高昂，达到数亿甚至十亿量级并非危言耸听。在中超俱乐部普通造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，斥巨资建立训练基地无异于自寻死路。

其他国企背景的俱乐部即便没有额外的土地资源用以建设训练基地，往往也可以以较低的投入获得高水准训练基地的使用权。毕竟，地方政府对于有国企背景的俱乐部扶持力度更大，也有相应的资源倾斜，包括税收减免、配套基建等隐性优惠。这恰恰是民企难以企及的待遇。

02资金困局

即便面对同一块训练基地，国企背景的俱乐部和民企背景的俱乐部，态度也截然不同。建造训练基地成本，以及日常运营成本，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国企俱乐部长期依靠母公司输血，或者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，资金来源稳定，运营压力并不大，能够承担训练基地等长期重资产投入；而民企俱乐部资金来源全部依赖自有资金，完全取决于母公司的经营状况。

面对训练基地这种“重资产”，民企俱乐部只能望而却步。他们恨不得一块钱都掰成两瓣花，好刚都用在了“引援”等刀刃上了，四处流浪找便宜的训练基地就成为了常态。

在经济环境相对乐观的时期，通过引入投资，实现俱乐部股权多元化，或许可以部分解决民企俱乐部的资金困局。但当下，投资市场环境并不乐观，而中超俱乐部股权多元化股改已经被证明很难推行下去。

以低廉价格的方式租用训练基地，就必然要承受“便宜无好货”的后果。训练质量受影响，甚至出现非战斗性减员，就是这一无奈之举的“副作用”。

03破局之道

面对现实的困境，民企俱乐部一味地抱怨也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还是应该积极寻求破局之道。

这道难题也并非完全无解。PPP模式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）可能是解题的一把钥匙。

一些具有公益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公共服务项目，往往采纳的方式由当地政府牵头，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方式解决资金困局。现在这也已经成为体育场馆建设发展的趋势和方向，对于增加供给、降低运营风险，以及转变政府职能都有着直接的推动。

成都的凤凰山体育公园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。成都市政府给出了土地优惠、贷款贴息等有效手段，由成都城投置地集团投资，成都城投置地与万馆体育合资成立的城投万馆运营。

这一模式，以及行之有效的举措，降低了相关方的资金压力和运营风险，为凤凰山体育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除此之外，在运营方面，训练基地还可以借鉴欧洲俱乐部的成功经验，进行商业化尝试，比如举办青训营、商业化赛事等，提升自我造血功能。阿贾克斯的青训学院每年能够为俱乐部带来数百万欧元的收入；皇马斥巨资打造的训练基地也会承办训练营和友谊赛，用以为俱乐部创收。

国内也有相应的案例，比如浙江队与湖州当地政府合作打造的“足球小镇”，将文旅与青训进行了结合，同样能够降低训练基地的日常运营压力。

国安想要在中超屹立不倒，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训练基地。但是如何打造属于自己的训练基地，可以通过各种模式来进行探索。但是，这里面存在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：需要政府层面给予强有力的支撑，否则的话，单纯依靠民企的单打独斗就算撞得头破血流，也无法逆天改命。

04结语

北京国安的训练基地之困，绝非一家俱乐部的个案，而是中国足球改革进程中“职业化程度不够”的缩影。在现行体制下，国企俱乐部凭借政策红利占据资源优势，而民企只能陷入“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”的困境之中。

要真正破局，需从三方面发力：政府层面，争取给予民企相应的资源和政策扶持；资本层面，通过融资、贷款贴息等手段，积极引入社会资本；俱乐部运营层面，积极探索训练基地的商业化运营，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。

中国足球需要从从“短期烧钱”模式向“长期可持续发展”转型，这是职业化改革的必由之路。训练基地就是这条改革之路上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，现在难题依旧摆在北京国安面前，看看他们何时能够找到真正的破题之匙？